过去的一些宣传材料上时常指责:反动派污蔑「共 产 共
妻」。在笔者移居俄国后,才了解到共产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 共
妻」的现象。反共势力说「 共 产
共妻」,并非无中生有。十月革命的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可向革命机关申讲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一九九雩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于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一九二零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一九一八年叁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的时候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
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九二零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叁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

笔者还了解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不要结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难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性骚扰到处都有,区别在于,俄国从不处理性骚扰案。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
盛」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于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老传统也有内在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以革命名义将少女们公有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有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尽管这些史料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但当政治变成信仰时,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国度就容易变成了现实中的荒谬世界。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苏联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另有俄罗斯杂志报道称,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於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後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於十六岁。

十月革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成立了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专门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而她们都不满十六岁。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除了性革命,婚礼仪式也被革掉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但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取消了结婚的礼仪。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後,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苏俄”共妻令”事件

1918年,苏联一个布匹店小老板伪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位冒险家死后,“共妻令”并没有随着法庭的审判而结束,反而成为“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在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

■ 冒险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厦,正在进行的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尾声。

庭审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张贴,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非法团体。该伪造“法令”由19段文字组成,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在“法令”开篇这样写道:“所有绝色佳人皆成为资产阶级的笼中鸟,严重扰乱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续。”

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宣告: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法令”还规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劳动家庭”成员,必须从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属于“劳动家庭”的男子,每个月则需交纳100卢布的会费。管理部门将用这些工资扣除款及交纳金设立一个“人民后代”基金,对公有妇女支付232卢布的补偿金,对其中的怀孕妇女发放补贴,对她们所生子女进行抚养,让孩儿们在“人民摇篮”长到17岁,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还可领到退休金。

■ 荒诞的实践

法庭在司法调查过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经实践了“法令”上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买下了一幢有三个房间的木屋,并将其命名为“社员爱宫”。他还为这所“宫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户”,并把光顾者统称为“家庭公社社员”。从“社员们”手上拿到会费后,赫瓦托夫便将钱款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也会亲自光顾一下“爱宫”,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根据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员们每10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男女社员各自单独分开休息。在其中两个十个床位房间中,分别隔出了一个可供两人睡觉的小号。在征得其他社员的同意后,一对男女就可以住进隔间,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

“公社社员”的这些生活细节被传开后,一群青年人便带着他们女友纷纷要求加入这个“公社”。这下子“爱宫”乱了套,明显处于少数的已婚妇女不干了,倍受冷落的她们开始发出抗议,用带来的板条拼命抽打地板。

■ “无罪释放”

这真是是法学史上前所未闻的案件,受到了苏维埃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为将这一事件审理清楚,苏俄党政机关派骨干介入了法庭审判和辩论。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剑术高强的前线老战士,担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审员,而辩护人一个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科隆泰,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拉林。

作为公诉一方,政府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医”扎尔金德。他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有权干涉自己成员的性生活。”在发言结束时,两位控告人提议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五年,关入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莫基拉请辩护方发言时,女辩护人科隆泰轻盈地跃上了讲台。在长达40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扬的东西有了市场。

科隆泰强调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自动消亡,还会多多少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不时泛起。鉴于这种社会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但对于从好色的“公社社员”手中收到钱款,则应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发言结束,科隆泰刚一跳下讲台,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的警卫线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冲破。一群已婚妇女浩浩荡荡地闯入法庭,一同高声叫喊:“暴君!亵渎神灵!丧尽天良!”叫喊了一阵儿后,她们就开始乱扔臭鸡蛋、烂土豆和死猫。挨砸的不仅有法官、控诉人和辩护人,而且还包括她们前来声援的对象–被告赫瓦托夫。

见法庭形势完全失控,警卫人员立即叫来增援部队。一辆装甲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一群荷枪实弹的水兵从上面跳了下来。眼看大势不好,妇女们被吓得作鸟兽散。

法院里的局势安定下来后,独臂老战士莫基拉与两名士兵陪审员便进入另一间会议室,就法庭最后的裁决进行磋商。在反复商量了大约三个小时后,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结果法庭当场判决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同时法庭责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爱宫”要立即交公,非法获取的钱财必须上缴国库。

尽管赫瓦托夫暗自庆幸得以获释,但他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就在获释的第二天,他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自己的布店里。杀了人之后,他们还到处张贴公告,称这一谋杀是“复仇行动和正义的抗议”,原因是死者盗用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私自发布色情的《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严重玷污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声誉。

■ 传播

冒险家赫瓦托夫死了,但伪造法令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而是恰恰相反。这个荒唐的法令出笼后,就以闪电的速度在俄国大地广泛传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纸大量转载。有的把它当作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怪异噱头,有的则是为了诋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名誉,进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统一战线,并在各个层面参与了苏维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处泛滥,新政权却没有及时控制这股势头。假法令在传播过程中还以讹传讹,各式各样的新版本不断出现。如在维亚特卡边区,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从《乌法生活报》摘录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将其进行添油加醋地修改,并以《不朽的文件》为标题,再度登载在《维亚特卡边区报》上。

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卫军也惯于拿伪造法令当武器。为把群众煽动起来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白卫军也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卫军头目高尔察克被捕时,在他军服的口袋也发现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传播与消亡

赫瓦托夫的“杰作”及部分实践,不仅在苏俄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还“名扬海外”。

1918年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共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文明走向荒芜”等等。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让许多西方人对苏联留下了强烈的不良印象,认为布尔什维克破坏婚姻和家庭,将女性社会化。

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也听说了这一奇事。1920年,他专程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与列宁交谈了三个小时,想弄清俄共领导是否真的颁布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是否准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施。列宁解释道,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与该“法令”毫无干系。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一书中描写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间,苏联社会开始转向禁欲主义,社会生活规范十分严肃。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暧昧关系又被极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轻佻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年3月,在苏联一家纺织厂发生的事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佳注脚:列宁共青团开除了一名青年钳工,因为他“同时与两个姑娘谈情说爱”。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1937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今后的事业和命运。

随着苏联上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烟云被吹拂得云消雾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谈资中。

网站地图xml地图